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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近观中国)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电 题：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

　　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梁晓辉 郭金超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这是中美元首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首次面对面线下会晤，持续3个多小时。

　　从中美关系总体走向、如何看待合作与竞争，到台湾问题、两国制度差异等，两国元首坦诚深入交换了看法。中新社“近观中国”栏目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解读此次会晤释放的关键信息。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

　　从四个关键词看中美元首会晤的影响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提出中美需要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您如何评价此次会晤的时机、效果和影响？

　　王鸿刚：中美元首会晤历来全球瞩目，特别是此次会晤时机特殊，必然产生重要的世界影响。可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会后，二是选后，三是多重危机，四是多边场合。

　　所谓会后，是从中国方面说。此访是中共二十大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并会晤多国首脑政要。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新局的重要一环，元首会晤则是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一环。

　　所谓选后，是从美国方面说。美国中期选举刚结束，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拜登在中期选举之后海外之行的最重头戏。美方主动提出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有谋划未来两年对华关系和整体战略布局的考量。

　　所谓多重危机，是从国际环境说。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危机、粮食危机深度纠缠，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灰犀牛”“黑天鹅”越聚越多。时局如此艰难，大国总要表个态才行。面对多重危机，中美能否担起大国责任，特别是美国能否拿出实际行动，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所谓多边场合，是从会面地点说。此次元首会晤借的是印尼召开G20峰会的“场子”。过去几年来中美频频过招、激烈博弈，各国都担心中美滑向冲突对抗，有必要借此多边场合引导各方预期。

　　中美两国利用这个重大多边场合会晤，给世界了解中美各自立场提供了重要窗口，世界看到了中美在很多核心关切问题上的立场、意图和行动选择。就此而言，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中美战略互动，也必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全球战略影响。

　　中新社记者：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习近平在会晤中亮出中方主张，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拜登表示美国不寻求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此次沟通对于避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影响方面有何意义？

　　王鸿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这是人所共知、世所公认的。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是过去几百年来现代国际体系演进中始终不变、各国普遍遵守的基本国际准则。美方总提“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尊重他国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就是最基本的国际规则；美方近年来变本加厉就台湾问题搞事，就是在带头破坏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和国际规矩。特别是目前美国一些人幻想着在亚太复制乌克兰危机，利用台湾问题将中国拖入一场持续消耗的战争。

　　习近平主席鲜明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是正告，也是警告。

　　此次会晤中，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着墨颇多，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1)点出本质，即这是美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警示危害，即这样做不仅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波折甚至惊涛骇浪，更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信誉；(3)亮明原则，既然中国毫不理亏，那我们将坚决发扬斗争精神，动用一切可能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4)展示信心，中国有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美方这些手段根本无法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中新社记者 郭金超 摄

　　美对华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新社记者：战略意图作为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难题，成为此次会晤一大关键词。习近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从中国式现代化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向拜登做出清晰阐述。在您看来，美方应怎样看待中方的发展，进而减少对华战略误判？

　　王鸿刚：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向拜登总统介绍的，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对自己的战略意图、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并不遮遮掩掩、口是心非，而是光明磊落地坦言相告，一以贯之地加以落实，这反映出我们作为新兴大国和新型大国的战略自信与气质品格。

　　如果美方更重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将对中国向何处去、中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看得更为清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概括了几个关键词：

　　一是延续性。这关乎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解。当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时，其中的首要含义是，中国接下来要走的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是一脉相承的，属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美国需要认识到，中国内外政策会保持很大延续性，是百年变局中的重要确定性因素和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稳定性因素。

　　二是相通性。这关乎对中美之间差异的理解。中美两国是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一后一前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无论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治国方略差异多大，在现代化视角下都可以找到深层相通性，因为两国追求的都是成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现代民族国家。

　　三是利好性。这关乎对中美关系前景的理解。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共赢发展，做全球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同各国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的新发展，是世界的新机遇，也是中美关系的新机遇。对美方来说，读懂中国战略意图、避免误判的关键，就在于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此我们有必要更加深入挖掘，未来需要向美方多讲。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方始终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习近平指出，竞争应该是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进步，而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拜登表示，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等。您认为这些表态对于当前陷入困境的双边关系有何启示？

　　王鸿刚：美方坚持从竞争视角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错误认知和政策路线，而且似乎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渲染“两种制度的竞争”和“两种国际秩序愿景的竞争”，中美划向“新冷战”的风险越来越大。这可以从近期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看得很清楚。

　　如果最终是美方鹰派人士的对华认知和行动主导了中美关系的走向，那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根本无法向好发展；如果中美陷入“新冷战”，必然是全世界遭殃，中美谁也不是赢家。

　　关键是，美方一些政客先把中美关系导向完全错误的方向，然后又要求与中国一起来管控竞争、设置“护栏”和“底板”，这完全是一种奇怪、无效甚至是危险的逻辑。中美关系的发展，决不能照着这种想法来。

　　拜登此次表示，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美方须将上述表态落到实处。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和安全网”。立足当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作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三原则，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

　　中美差异不能简化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方一直有人拿中美制度差异“做文章”。习近平向美方阐述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鲜明提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您看来，美方建立对中国制度的正确认知有何现实紧迫性？

　　王鸿刚：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是南北矛盾与东西差异深度交织。南北矛盾涉及经济发展，突出表现为全球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不公正；东西差异源于文化传统和制度选择，是国际政治的长期基本特征。相比于东西差异，南北矛盾才是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的更紧迫问题，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决定的。

　　即便在东西差异中，也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制度差异描述为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必须在这个背景下理解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无论什么制度选择都源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美国对自己的制度引以为豪，但也必须正视其乱象丛生的现实；中国之所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离不开14亿多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支持。

　　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制度和治理方略没有完全相同的，如果认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看不起别人的历史文化、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那在国际社会岂不沦为孤家寡人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必须各美其美，相互尊重。各国之间要如此，中美之间更要如此。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对双方存在的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

　　中美联系不是想“脱”就“脱”得了的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对一些西方政客鼓吹的“脱钩论”做出有力回应，表示打贸易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只会损人不利己。您如何看待中方的鲜明立场？

　　王鸿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空前挑战，有深层结构性根源也有疫情的意外冲击，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美国过去几年来“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是最主要的人为因素。这完全是基于零和逻辑、国内政治和短期考虑，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威胁。美国的做法只会损人不利己。

　　中方的立场非常清楚：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的“必选项”，“脱钩”不利于两国，也不利于世界。中美两国的紧密联系是长期形成的，不是想“脱”就“脱”得了的。中美合作的领域始终在那里，只要想合作，合作就能搞得起来；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

　　目前中美两国都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发挥。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只要愿意，均可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当前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需要更有效的大国协调合作，这也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着眼大局，为合作提供好的氛围和稳定的关系。(完)

　　专家简介：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要从事美国内政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战略形势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方面研究，学术成果丰富。除数十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外，还有《大国运势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版)，《大国博弈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版)，《世界趋势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主编，时事出版社2021年4月版)等重要学术成果。

刘跃进的谦和与《从师记》的严苛——写在“《从师记》暨新时代学者散文研讨会”前******

　　顾友泽

　　刘跃进先生的新作《从师记》出版，拜读之后，收获颇丰。《从师记》是一部散文集，主要记载先生的求学经历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事。虽然是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线索，然而内容却异常厚重，这是因为作者早年生活的“那个时代，激情澎湃，如同我的名字，一直在‘跃进’中”，在介绍自己的求学经历时，不可避免地反映那个波谲云诡亦且波澜壮阔的时代。而且，作者转益多师，其所师从或交往者大多为学界名流，本身就有很多为人关注的事迹。如此种种，决定了该书的内容必然不同凡响，精彩纷呈而浑厚淳雅。

　　虽然作者并不刻意抒情，甚至在情感表达上非常地节制，但这部《从师记》还是给读者带来了很多的感动与感慨，比如作者因母亲的提醒而失去了也许会产生美好爱情的机会而心情复杂就令人唏嘘，作者对自己早年学业先天不足而导致不得不放弃作家梦想的描述同样引起很多同龄人的共鸣，至于其在艰难环境中备战高考时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更是令人感动。然而，最令我感动的是作者对学术尊严的维护与学者交往之间的温情。

　　作者对学术与学者的尊严非常看重。他在《斯人已逝，德音未远》中谈到自己作为大三的学生看到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时的感受：“我并不能完全读懂，但可以读出学术的厚重与学者的尊严，那是我向往的境界。”而作者自己到扬州大学讲学后，也同样得到了这样的赞誉，王小盾先生在给作者的信中写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厚博大，其尊严及其生机，都由你谦和地表达出来。” （《求其友声三十年》）

　　正是出于对学术尊严的维护，面对良莠不齐的学术界，作者忍不住对当前学术弊端提出严苛批评，其在《裴斐先生的傲骨与逸情》中指出当前学界存在消解经典，或者躲避经典，同时：

　　在方法上，因循守旧，为论文而论文，为学位而学位，缺乏学术个性，更缺乏活的灵魂。在态度上，仰慕洋人，唯洋人马首是瞻，洋腔洋调。在结果上，书是越来越多，垃圾也越来越多。

　　又在《从师记》中说 ：

　　现在有些专著，往往连概论都不如，只是依据既有的知识，预想一个题目，然后利用现代手段收集相关资料，拼凑成书。这样的成果，或许能给作者带来一定好处，对学术界来讲，几乎没有借鉴意义。

　　作者平时与人交往温文尔雅，几乎未曾见其动怒，但是对学术界的不良风气，却还是直言其弊，体现出维护学术尊严的高度责任感。

　　那么，如何维护学术的尊严呢？作者通过介绍自己所崇敬的师长，具体而形象地给出了答案。

　　首先，维护学术尊严就要尊重学术本身。作者认为，学术本身是厚重的、博大的，无论是谁都无法全部把握，因而面对学术，始终要保持着谦卑之心。其在《好诗不过近人情》中谈到自己在杭州大学学习的体验：

　　这些课程，内容浩繁，一时难以消化，但是它却向我打开了一扇窗，可以真正感受到世间学问的博大浩繁。

　　在《从师记》中又写道：“大千世界，图书无限。一个人终其一生，也读不了多少书。”一个人取得的成就，面对既广且深的学术殿堂，何其渺小。故作者引用罗宗强先生的话说：“现在很多教授还不明白山外有山的道理，以为自己写了几本书就是专家。”学术研究如果局限在自己的小天地中，故步自封，结果必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作者又引用姜亮夫先生的话：“登高望远，你才会知道世间学问的博大，自己的渺小，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记忆中的水木清华》）面对学术，学者理想的状态应该像傅璇琮等先生那样“学问既深，义气自平。”作者赞美这样的状态，亦追随前辈的风范。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认为，做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有学术品格。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师长们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文献基础、恢宏的视野、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坚强的毅力等不厌其烦介绍。介绍姜亮夫先生，写其临终前对学生的“最后最高要求”，令人感佩不已。记录叶嘉莹先生之论：“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真诚则是追求真理的重要途径。做人做事要真诚，学习钻研要真诚。真诚是做人的重要标准，古代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彰显出叶先生修辞立诚的风范。而记叙罗宗强先生指导作者写作学年论文的详细经历，则让我们看到罗先生一丝不苟、严谨到近于苛刻的程度的形象，而罗先生的学术品格也呈现在我们眼前。尤为令人感动的是，作者专门为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与名声，也没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的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主任汪蔚林先生作传，表彰其甘于奉献、勤勤恳恳，以专业的精神服务文学所的学者的事迹。在作者的眼中，学术分工并无高下之别，敬业的精神都值得人尊重。

　　其次，维护学术的尊严就要求学术研究本身不俗。作者在《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中特意援引王国维的话：“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而有意外之收获。”作者阐释说：

　　王国维先生就是想告诉学生，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有太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又在《从师记》中引用钱穆的话：

　　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世局有变，时代亦在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变，时髦的亦就不时髦了。所以不学时髦的人，可不求一时群众所谓的成功，但在他一己亦无所谓失败。

　　作者高度认可这些说法，并且身体力行，其学术研究，不务空言，言必有得，往往能够从文献的细枝末节中发现历史的某些真相。而其对当下学子攻读博士学位的目的，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过三年的专业学习，我们的学生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益处。开卷有益，没有白费的工夫。重要的是要阅读，要有积累，不能有太强的功利目的。

　　学术不仅不是追求世俗利益的工具，甚至学术本身并不带有目的，是无用之用。

　　再次，维护学术的尊严要求学术研究者能够做融通的学问。钱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说：“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学术如果格局太小，很容易造成盲人摸象的局限。只有将局部放到整体中考察，才能真正发现局部的特征与意义。作者接受众多名师的亲炙，提出学术不能流于琐碎饤饾，支离破碎。其认为学术研究中的文学研究应该遵循刘知几《史通》中提出的才、学、识三者并存的原则，并阐释说：“才就是艺术感受，学就是文献基础，而识则是理论素养。”而当下有些研究，“仅就某一点而言，似乎有一得之见，但是，倘若通盘考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好诗不过近人情》）这样的研究，是不足为观的。相反，作者赞同这样的研究：“也许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但是在这课题的背后，你却感受到坚实厚重的学术支撑。”（《好诗不过近人情》）这些观点，正是师长们对作者耳提面命的结果。罗宗强先生教导说：“工夫要扎实，但不要钻牛角尖……思想还是开阔些好。”（《从师记》）姜亮夫先生在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说：“不要培养电线杆子式的专家，而是粗通中国文化的学人。”（《从师记》）在“最后最高要求”中提出：“培养自己‘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的能力”“不做支离破碎的学问。”（《记忆中的水木清华》）曹道衡先生起草的《先秦两汉文学博士生培养计划》提出：“应强调史料和作品本身，坚决反对空谈、人云亦云及发奇谈怪论。”（《从师记》）作者就硕士论文求教于魏隐儒先生，得到的答复是不赞成写空洞的诗文评类的文章。傅璇琮先生提出：

　　学术著作，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似一级一级的楼梯，要扎实，便于扶着向上，使人能“更上一层楼”，以便“欲穷千里目”，而绝不能是用花纸包扎的虚阶，看起来颇能目迷五色，但一踏上，就会使人跌下，害人不浅。（《斯人已逝，德音未远》）

　　受到众前辈的影响，作者也特别重视学术中研究资料的编纂，也多次介绍前辈学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又现身说法，启人深思。

　　学术之外，《从师记》这部书带给我的感动，是作者与众师长之间的情感。毫无疑问，作者对书中所介绍的师长怀有深深的感激，在《引言》中，作者写道：

　　在我过去四十多年的求学经历中，老师们的影响既广且深……我很景仰他们，也很感念他们，很希望有更多机会将这种感念之情表而彰之。

　　将众多师长的人格风范与学术成就记录下来本身就是情感的表达。而且，读者很容易发现，作者在很多篇章中都使用“感念”“感佩”这样的字眼，看得出作者是一位很容易动情的人。他在昆明偶遇魏隐儒先生时，表现得“喜出望外”（《“小室无忧”》），对于王继权先生的帮助，作者心存感激，“小子何德何能，竟能得到王老师常年的垂青，实属不易。”（《来谕惓惓，亲如促叙》）然而，我们又很容易注意到，作者在表达情感时却并不热烈，而是点到即止。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众师长的表现中。姜亮夫先生对清华大学及清华导师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作者来自于清华，特意将其召至家中长谈。姜亮夫先生深情回忆在清华的学习与生活，言语中充满无限怀念与感激，“姜老经常感叹说自己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再也没有遇到清华这样的好学校了”（《记忆中的水木清华》）。然而，姜亮夫先生直接的抒情并不太多，谈得更多的还是清华导师的学术与对其教导的经历。

　　我想，这大概就是学者表达情感的方式，深沉而内敛。作者报考曹道衡先生的博士，是通过傅璇琮先生介绍的。曹道衡先生在病榻前告诉作者，他无意中翻出了当年傅璇琮先生当年的推荐信，并说出院后找来送给作者作纪念，后因曹先生去世而未能如愿。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从这件事中我们看到曹先生与作者情感之细腻，以及对于师生、同道间情谊的珍视。作者与众师友的交往，因学术而结缘，其淡如水，而这也正是众师友平时待人接物的态度。傅璇琮先生嘉惠学林，助人无数，在学界影响甚大，然而其八十岁大寿的庆祝场面冷清异常，因为傅先生事先约法三章，不允许大事铺张，这正是本色学者的处世之道。

　　作者笔下的师长及作者自己，往往将对自己帮助与教导的母校、师长的感激当成自己宝贵的人生财富，将之作为一种精神传递给后人。姜亮夫先生曾很庄重地对刘跃进先生等人说：“清华导师也是你们的祖师，要不辱使命。”对学校的热爱、对老师的尊重与回报，最重要的，不是口头的称颂，也不是平日里的嘘寒问暖，而是将学校与老师的良好的风气传承下来，发扬光大，影响一代代学子，斯文不坠。有感于此，作者自己对教师这个职业也有明确的要求：“如今，我也是一名老师，也要像王老师那样，努力工作，培养学生，多出成果，这也许是对王老师的最好回报。”（《来谕惓惓，亲如促叙》）事实上，除此之外，作者还利用社科院文研所的平台及个人的影响力将年轻的学者组织起来举办读书会等活动，指导年轻学者，促进学术的繁荣。作者认为：“我现在依然持有这样的看法，一个年轻学者，能够得到前辈的扶持，确实会影响一生。”至于这本《从师记》，更是将师长所授与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学界，嘉惠学林，功莫大焉。我想，作者是将自己对师长的感激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变成了指导、提携后进的动力。学术人的温情，大概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代一代传递着吧。

　　作者在《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中写道 ：

　　水有源，树有根。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要看他有谁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有谁相伴。

　　《从师记》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指点、陪伴我们这些后学在学术道路上前行的无声导师，也是直观展现学术的尊严与温情的舞台。我们感动于刘跃进先生勤勉好学的精神，羡慕其受教于众多饱学之士，更感激其金针度人。薪火相传，此之谓欤？

　　（作者系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南通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